何建伟，男，1964年2月出生，1981年9月参加工作，198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重庆市铜梁县平滩中学教师，教导处副主任；铜梁县教育局干部；铜梁县委办公室秘书科科长，副主任；铜梁县环保局副局长、党组副书记，局长、党组书记；铜梁县国土房管局局长、党组书记；铜梁县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，中华龙温泉旅游开发区党组书记、管委会主任；铜梁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；铜梁县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；铜梁区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兼巴岳山玄天湖度假区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；铜梁区政协党组书记、主席。
2023年6月，何建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2024年1月，何建伟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。
重庆市铜梁区政协原主席何建伟的奢华豪宅——耗资数百万元、占地数十亩的“何家大院”，建在当地平滩镇某村山脚下。据何建伟交代，大院碧水环绕的布局暗含化解“命中缺水”、延续荣华之意，但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大梦一场：“何家大院”尚未完工，何建伟已经“落马”。
初心不纯，追名逐利步步沉沦
何建伟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要养育4个子女，外加身体患病，欠下不少外债。贫困的生活经历让何建伟暗自立誓：“一定要挣很多很多钱，永远不再为‘五斗米’折腰。”
有此想法并没有错，但错在选错了道路。很多人在困苦的生活中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，但何建伟却认为：要过上有钱人的生活，就要当大官，以权换钱。
当官发财两条道，何建伟却从一开始想的就是通过当官来发财。初心不纯，注定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1989年12月，何建伟在平滩中学任教期间加入党组织。之后不久被调入铜梁县教育局，身份也从一名人民教师转变为政府工作人员。
何建伟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努力工作，因为表现突出，1992年，在铜梁县机关青年干部的遴选中，他被选拔调入县委办工作，并被委以重任，后担任秘书科科长，29岁时被提拔为县委办副主任，深得组织信任。
那时的何建伟意气风发、年轻有为、前程似锦，刚开始时，有人巴结奉承，还有人送钱送物，但何建伟都拒绝了。他在自我剖析时说：“我不是不想要，我需要的是可以彻底改变贫穷命运的财富。我还需要克制欲望，将对财富的渴望深埋心底。”
贫穷困苦的成长经历和改变命运的强大动力，塑造了青年时期何建伟拼搏向上的积极形象，同时，由于修身不正，也造成了其认为有权有钱才有尊严、才有出路的扭曲心态。
1997年，何建伟调入铜梁县环保局工作，先后任副局长、局长，同时兼任铜梁县巴川河清污分流工程指挥部指挥长。这是何建伟第一次掌握了管理工程项目的权力，开始同商人老板有了直接接触。商人老板们出手阔绰、生活奢华，让何建伟看见了社会生活的五光十色、丰富多彩，也同他简单清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“同样是人，为什么这些老板就可以活得如此潇洒，而我的生活就要如此窘迫？”在这样的反复质问中，何建伟内心的天平彻底失衡，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欲望破土而出，促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，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。“理想信念不坚定，精神上就会‘缺钙’，而我面对考验面对诱惑无法把握自己，也为我之后的步步沉沦、走向堕落埋下了伏笔。”何建伟忏悔道。
底线失守，贪口大开越陷越深
1999年，何建伟任铜梁县环保局局长后，工程建设老板曾某走进了他的视野。为在工程承接、项目协调、工程款拨付等方面得到关照，接触一段时间后，曾某拿出3万元作为“见面礼”送给了何建伟，拉开了其贪欲的闸门，也成为其贪腐道路上的“助推剂”。
“这是我收受的第一笔贿赂。”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何建伟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：既紧张又兴奋、既恐惧又渴望。“紧张恐惧是因为我知道这肯定是违法犯罪行为，一旦被发现查处，我曾经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；兴奋渴望的是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权力变现的快感，第一次感觉我多年的努力奋斗终于有了回报。”
许多贪腐都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，往往第一道防线没有守住，后面就会层层失守。商人老板与何建伟私相授受的同时，也让其深陷享乐奢靡的“温柔乡”。2004年以来，何建伟兼任铜梁县委统战部部长，以支持帮助民营经济为借口，开始与商人老板勾肩搭背、吃吃喝喝。
商人老板也深知何建伟这一喜好，经常请其吃饭喝酒拉拢关系，请托何建伟提供各种帮助。何建伟也根据请托事项的大小收受金额不等的好处费，酒桌饭局也逐渐演变为其与商人老板进行权钱交易的“名利场”。
“自己想当然地以为吃吃饭喝喝酒没有什么大问题，然而真正的侵蚀都是从一杯美酒、一句恭维开始，一点一点拉近和你的距离，让你放下心中的警惕，不断地走近你、软化你、腐蚀你、拉拢你。”何建伟悔悟道，“等到你醒悟的那一刻，一切就都已经晚了。”
觥筹交错之间，底线一步步突破。此时何建伟已经全面蜕变：“我觉得给老板提供帮助就应该得到感谢，收取好处费理所当然。”
2006年，42岁的何建伟任职铜梁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，其贪腐的金额也越来越大。不少商人老板看好其政治前途，与其打得火热，肖某就是其中一位。那些年，肖某精心“围猎”何建伟，陪吃、陪喝、陪玩，得到了何建伟十足的信任。当然，肖某的付出也没有白费，他的凯发一触即发的业务范围跟随何建伟的任职轨迹，一路变迁。从最开始的环保产业到后来的房地产项目、再到新农村建设示范项目，等等，何建伟在土地审批、项目施工许可、房屋预售许可等多个环节积极为肖某提供帮助。为了避开直接收受大额现金贿赂的风险，双方还精心设计收取好处费的方式，何建伟或以亲友名义投资入股，收取分红款；或以借款的名义，收取肖某高额利息，在贪腐的道路上越陷越深。
贪欲如洪水，不遏则滔天。1997年至2023年期间，何建伟利用职务之便，先后为10名特定关系人和相关单位，在获取土地、项目推进、介绍项目、拨付工程款、项目验收、企业经营、获取补贴、协调审批、招商引资、安排工作、调整岗位等方面提供帮助，涉嫌非法收受财物近两千万元。
变本加厉，亲情异化家人同腐
2012年，何建伟离开铜梁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的岗位，再次担任县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。何建伟却认为这是被边缘化的信号，自己提前成了“天花板”干部。他总结出一套自己的错误价值观：当领导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，一旦职务调整或者退休就不受人尊重了，唯拥有财富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受人尊重。于是，何建伟开始变本加厉追求奢靡的生活。
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高压态势，何建伟并非没有畏惧，他不止一次害怕过、恐惧过，但贪欲之念、侥幸之心最终占了上风。他自以为，虽然不直接分管国土、建设、水利等部门，但可以利用县领导的身份，大肆向相关职能部门领导打招呼，这种“协调性”权力不如直管权力那样明显，几乎是不留痕迹，隐蔽性强。就这样，何建伟看似什么都不管，但通过这种“协调”，其实就变成了什么都可以管。
在一次次“协调”中，何建伟尽量当“好”人、做“好”事、说“好”话，对外营造出爱帮忙、能帮忙的“好名声”，努力和老板成为“利益共同体”。因此，慕名而来的老板越来越多。何建伟说：“我一只手拉着商人老板，另一只手拉着相关职能部门领导，将自己作为‘钱’和‘权’的连接点。”
为了更“可靠”地敛财，何建伟还把自己的胞弟拉进来充当“白手套”，先后为其“协调”工程项目40余个，并在工程承接、工程建设、工程款拨付、工程验收等方面给予帮助。虽然是胞弟，但这些“协调”仍然明码标价：工程利润对半分。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其胞弟作为何建伟的“提款机”，为其输送好处费800多万元，全面满足其买房、投资、放贷等各种需求。
其他亲友也是何建伟的受贿渠道，对于其他亲属请托安排工作、调整岗位、追讨工程欠款等事项，何建伟也根据事情的大小收取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的贿赂。“亲属间行受贿”可谓是何建伟受贿的一大特点：在其涉嫌收受的贿款中有将近一半来源于亲属。在何建伟看来，即便是为亲属帮忙，收取好处费也是理所应当的，血缘、亲情都远不如真金白银来得实惠。
何建伟与亲兄弟“明算账”，收亲友的好处，其妻子也夫唱妇随，结果一人腐带动夫妻贪。肖某为感谢何建伟在新农村示范项目建设中提供的帮助，以借贷返息的方式向何建伟兑现感谢费。何建伟将来龙去脉告知妻子，妻子不但没有阻拦，反而配合其向肖某转账300万元，此后，肖某以借贷返息方式向其支付“利息”200多万元。
连亲友的好处费都不放过，其实也隐藏了何建伟自作聪明的小心思，通过胞弟、亲友间的“掩护”，何建伟以投资收益、放贷收息等方式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掩盖，以他人名义开设银行账户、找他人代持资产等方式对风险进行隔离，妄图修建“隔离带”和“防火墙”，规避组织调查。日子长了，何建伟就天真地认为自己“手段高明”，违法犯罪行为不会被发现。
家风败坏与腐化堕落总是相依相附。认为升迁无望的何建伟，决定好好享受生活。为此，他指使胞弟在农村老家大兴土木，修建“何家大院”，以光宗耀祖，彰显富贵。
何建伟对这个大院寄予厚望，畅想退休后在此享受奢华的生活。从请人看风水开始，挖建水塘、修建道路、建造房屋、栽种苗木，前后历时十余年，耗资几百万元，占地数十亩，直到案发都没有完工。在修建过程中，他多次利用职务便利违规给相关部门领导打招呼，利用修建山坪塘、道路整治等项目为“何家大院”获取财政补贴资金，违规大面积超占超建。“这不仅仅是一栋房子，更是我一生成就的写照。”此前，何建伟对“何家大院”这般评价。
但被查处后，他追悔莫及：“我本以为‘何家大院’是彰显我一生成就的‘功绩碑’，现在却变成了铭刻我违纪违法行为的耻辱柱。”
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。世上哪有完美的通道、哪有自以为是的高明手段、哪有不会醒的荣华梦。在持续发力、纵深推进的反腐败斗争中，何建伟机关算尽，直至被查处才如梦初醒，却为时已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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